窗外热闹非凡，原来是楼下的幼儿园，毕业了。
当然不可能一园子的人都毕业，又不是上山下乡时代，站在窗口一个一个点过去，人来的不少，六岁以下的，不太多。
我毕生的遗憾之一，是上过两天幼儿园，却没有参加毕业典礼。而后小学毕业典礼也没有参加。这种遗憾渐渐变成了习惯——中学入团没有参加宣誓，高中毕业没有出席，大学毕业论文没有答辩，也没有戴学士帽。还有什么？当然更不会有硕士学位了。
我依稀记得，在儿时某一次化妆舞会，我自己做过一顶博士帽，纸糊刷浆子，用圆珠笔兹拉兹拉涂黑。现在不用这么复杂了，到殡仪馆外的扎纸店十块钱一顶，别说红顶黑顶，连带朝珠的也有扎。
我说起这些是因为看到孩子就想起从前的自己，就难免忧虑这些孩子日后都得死，更忧虑其中冒出几个杀人放火的。别说不认识的了，就连自己家亲戚中，杀人的，有，从政的，更多。
我如此担心生存的坏境，以至每个凌晨三点都会惊醒，围楼转几圈，看看房子塌了没有——房龄20年的房子每个月都有崩塌的危险，因为房龄600年的每天都会塌。
相比起来，我更担心由人构成的社会。不论走在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大街上横眼望去，遍地都是人渣；翻开报纸，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，社会主义在革命；每一天吃的包子都可能夹着人骨头，每一口喝下的井水都掺着血和尿，每一个被你踩过脚面的路人都可能忌恨半生最后提着匕首来报仇。
城市建设膨胀的最后，是人类活动纷纷转移到地下，房子从零层往下挖到十八层，十八层里住着我，从此不再为火山地震房倒屋塌而忧心。大楼的顶上是巨大的花岗岩筑仙人掌型纪念碑——最壮烈的一次坠落。碑面上有几十种语言记录着长长的祭文，大意是说成长都是一种离心的力量，令美好和梦想支离破碎，成长得太久，楼筑得太高都会失去地心引力，身体内每一个分子都游离出来，四散漂浮，有人相信更高处会有天堂，但那都是骗人的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存在于最后失重的表面之外，夜晚漫天的星星，不过是那些爬得太高的人崩散的肠子肚子和眼珠，至于更远的星星，则属于更早追逐高空的人，有的叫夸父，有的叫盘古。在遥远的古代，信仰高空的人便倾家荡产盖起高高的石塔，塔盖好的那天，男男女女结伴爬到塔尖，兴高采烈的跳下去，被大风呼地一阵吹向更高空，立刻四分五裂，引来无数善飞的昆虫饱餐。中世纪时代，伽利略也登上了这座塔，战战兢兢，他从袍子里掏出一大一小两个铁球，刚一松手，铁球便被风呼地吹跑了。可惜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，因为铁球并不像人，并不是肉做的，风吹了一阵便改了方向，于是还在伽利略低头沉思之际，大小铁球又一起从高处带着火光摔了下来，将他脑袋砸了个稀烂。在场的亚里士多德目睹了这幕人间惨剧，写下一首诗：“呜呼，轻者趋轻，重物愈重。贫者越贫，富者越富。”谁知下到塔来，满城的平民都不饶，说他杀害了自己的老师，将他绑在木架子上，要当众烧烤了之。亦有受过他恩惠的高官，有心要轻判，便去请教另一位智者爱因斯坦。听明来意，爱氏从架子上取下一本哲学著作，读到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”。于是人们将亚里士多德五花大绑，重新扛到塔顶抛将下去。谁知这一天恰恰没有风，人们面面相觑间，亚氏屁滚尿流尖声怪叫着径直摔下去了。也是他命不当绝于此，摔到半空，忽然刮来一阵风，风夹着袍子带着亚里士多德冲着塔便往上撞，只听咔嚓一声，也许是年久失修，连人带塔变作了两截，轰隆隆一声，全城的人都砸扁了。这一段悲壮的建筑史被后人不断研究，但直到一个叫牛顿的年轻人被苹果砸了脑袋，才悟出其中的道理。“苹果”牛顿写道“成长地非常饱满的，颜色像少女的脸形状如少妇的胸的苹果，在成熟之后，是会自动落到地面上的。”“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飞呢？”牛顿继续写道“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吃不到苹果了。”“我刚刚吃了一个苹果，”牛顿打着饱嗝“由此看来，苹果是可以吃到的，也就是不会往天上飞的”“由此可知，”最后他总结“任何能吃到的东西，都是会往地上落的，而如果我们发现有东西在往天上飞，那说明我们不该吃它。”在成名之后的二十年间，这篇毕业论文被他自己反复修改达50次，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“任何我们看见的东西都会往地上落，而任何往天上飞的东西，我们都不该看。”直到二十年后，当牛顿终于因为这套系列论文获得了一个职位，他方下定决心改写自己的理论。“二十年间我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，即苹果是一种生长植物的果实”牛顿诚恳地写道“让我们来做一个假想试验，将苹果籽种到亚里士多德摔死的塔顶，在那里由于缺乏地心引力，任何新长出的细胞都会被离心力撕碎，未曾等到果树开花结实枝叶本身已经消失殆尽了。”“因此”牛顿小心翼翼地总结：“苹果本身便是这个问题的原因，即：任何生长的事物，都需要一种向心的趋势，而向心趋势也必将在长久之后（譬如苹果树年久，或者秋天来临），变作向心的运动。”牛顿的向心力学说一推出便受到社会学家推崇，各种社会集权模型在世界各地广泛进行了实践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苏联人朗道发现，各种向心力主导的社会模型都会在有限时间之后遭遇大崩溃，由于人多，或者社会关系过于错综复杂而强行将个体的一切权力剥夺，并在个体身上施加无穷的压力致死。朗道的发现直接造成了苏联的变革。另一些社会学家依然乐观的试图拯救社会，有人建议，如果在提倡社会规范的同时，也提倡个人规范，如个人卫生，安全性生活等，是否能避免“朗道悲剧”？实践证明不行。又有人提议将社会从单一体制变成活动体制，实践证明，这仅对小国有效。这种混乱局面直到我国大社会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出现，他指出，社会组织的向心趋势必须被个体甚至生存环境的共同向心趋势抵消，才可能避免朗道悲剧。这个理论又可以表述成：“仅有精神上的坠落是不够的，还需要肉体上的坠落”。我国是第一个将传统地上建筑改为地下建筑的国家，从那时起，任何旧建筑均一一拆毁。不仅如此，任何长度大于宽度的物体，均须推倒。当时街头常见袖戴红箍脚蹬红皮靴的女监工，腰间挂着皮尺，见任何雕塑或垃圾筐，均上前丈量，然后吆喝过往行人用绳子系住顶部一二三拉倒。有时雕像碎作几块，分别丈量不合格，还要一再推倒摔碎，直至任何地平面上的物体，都呈扁形。时至今日，你正在阅读的这块石碑，便是全国上下唯一地面之上长大于宽的物体了。
每次回家路过门口，都会看到这块狗屁不通的纪念碑，我在心中感叹，如此洗脑教育下，社会的下一代算是完蛋了。今天忽然听到楼上敲锣打鼓，探耳朵一听，原来是十七层的幼儿园毕业典礼。孩子们兴高采烈，今天告别了幼儿园，明天就要深入十八层的大学开始人生实践。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。只有我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早就毕业了。
